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是很多中国老百姓期盼的一顿丰盛的精神大餐。我也曾为精彩的比赛所吸引，也曾为国歌的奏响所激动。但看过几届之后，或许是由于得到的东西越多就越不知道珍惜，或许是对铺天盖地的报道感到厌倦，或许根本就是对冠军大笔奖金的嫉妒，在最初的狂热逐渐归于平静之后，不经意地对金牌之外的东西有了一些零零星星的思考，奥运会那金灿灿的金牌在我眼中也逐渐失去了耀眼的光芒。关于国家对奥运会以及竞技体育的战略让我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惑：
　　
　　疑惑之一：体育能兴国吗？实际上并没人赋予体育兴国的重任，任何人都知道在担任兴国重任面前和教育相比，体育绝对是不值一提。但国家对于这两者的重视程度，好象已经本末倒置。我不知道国家花在这两方面的资金对比，但我只知道每一块奥运会金牌都是用大量的人民币堆积起来的是事实，而大量的山区孩子无钱上学，乡村教师拖欠工资，校舍无钱维修也是事实，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国家光为跨栏选手刘翔准备奥运会就花费上千万元：买110米的塑胶跑道上百万，价格几十万一套的跑栏，几百万元的健身室，一个专为他成立的科研小组。。。。真不知道就算刘翔得了金牌，中国的GDP会上升一个百分点，还是台湾问题就迎刃而解，抑或是小日本还是看到长着飞毛腿的刘翔就吓得屁滚尿流？
　　
　　疑惑之二：体育真能振奋民族精神吗？当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作为一名中国人，每个人的心中都会不由自主地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但事后，谁还不是该干嘛干嘛去。我想没人会幼稚到因为别人得了一枚奥运会金牌而改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当然国家得了这么多的金牌，的确是一件令国人自豪的事情。但对于很多也许一辈子都没机会出国，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一个外国人的人想扬眉吐气也没有机会啊。如果只在自己家里自我满足，那和自慰有什么区别？
　　
　　疑惑之三：体育能提高国际地位吗？我想不能，足球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体育项目，巴西是足球水平最高的国家，但离开了足球，有谁会对巴西另眼相看呢？说到巴西，别人也顶多会说：“别看丫的不怎么样，倒踢得一脚好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在说高俅呢。在学校读书时，班上也有学习成绩不太好的体育尖子，虽然开运动会时风光无限，但运动会过后，老师对他们还不是冷嘲热讽的。
　　
　　疑惑之四：中国真是体育强国吗？近年来，中国夺金势头一直扶摇直上，在本届奥运会上很有可能名列第二，我甚至认为在下一届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大有希望位居榜首。但仔细分析，那些金牌又有多大的含金量呢，中国夺金的项目中又有哪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是有影响力的呢？象乒乓、跳水、举重、体操、射击等等，都是些在国际上无人问津或者是别人不屑于玩的项目。其实要看一个项目是否有影响力很简单，只要看这个项目的收入就行了。象目前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体育项目是赛车、拳击、冰球、足球、网球、NBA等项目中，又有哪个中国运动员有实力到国际上去争金夺银，挣大把的美钞呢？举目全国，在这么多的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冠军中，他们在国际比赛中挣的外汇还不够国家给他参赛买的飞机票。只有一个不是冠军的姚明例外，但姚明能赚到这么多美元与其说是凭水平还不如说是凭身高吧。国家对体育的投入和产出比绝对是天文数字的逆差。
　　
　　疑惑之五：奥运会金牌真的很重要吗？其实，奥运会说到底只是肌肉男（女）的一次嘉年华，只是YY主义者的一次集体淫乱，夺金时的血脉贲张如同放焰火时所感觉的刺激一样，在哄的那一声巨响之后什么也没留下，所以刘翔的成功与超女一样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未必会提供正确的导向（尽管他比超女花费了无数倍的纳税人的钱），而金牌榜的持续飙升除了证明你在倾力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记得2004奥运会中，当俄国记者向成绩斐然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记者祝贺时，中国记者自我感觉良好地问：“你们国家会从中国体育的成功中学到些什么吗？”，俄国记者微笑着说：“你们现在走的路不正是我们以前走的路子吗？”
　　
　　疑惑之六：承办奥运会是机遇还是负担？自从美国洛杉矶承办奥运会开创了赚钱的先河之后，奥运会开始有人主动申办。但奥运会远不是包赚不赔的生意，北京奥运会也绝不象唐僧肉一样好吃。1984年的洛杉矶在提出申办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对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斯说：“我们支持洛杉矶申办，但美国政府不会给你拨一分钱。”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吗？据说光是主体育中心“鸟巢”的设计费就给了老外好几亿美金，我靠！看到时我们怎么赚钱？不过中国向来很擅长玩弄数字游戏，赚没赚钱老百姓又怎么会知道呢？
　　
　　疑惑之七：体育的本质是什么？体育肯定是不能和政治分割的，体育一定是会为政治服务的，政府对于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同肯定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或许是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或许是为了给老百姓乏味的生活中增添一些激情，或许是体育领域的争金夺银也是一种政绩，我本人也并不排斥体育，我也同样从体育中享受到足够的乐趣，不管是亲身参与，还是作为观众欣赏。但我认为，其实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如果他足够成熟，他一定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上，而不是其它。当然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他除赚钱之外还要有别的爱好，体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肯定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爱好的成本实在有点高。

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研究生

　　记者：您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终身教授，这个研究所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您觉得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这种氛围可能在中国出现吗？

　　丘成桐：一个研究所的建立并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里面带头的科学家是谁。普林斯顿研究所一开始就是第一流的学府，因为爱因斯坦去了，很多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都聚到那里去。它还得到第一流的资助。有第一流的研究环境，有第一流的年轻学者去学，两者结合起来当然是第一流的学府。

　　记者：您觉得这种模式能在中国克隆吗？

　　丘成桐：这取决于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世界第一流的学者。现在的中国没有这个能力，一个名教授一年需要40万美金，中国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优厚待遇。而且不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资本，中国的人事关系也太复杂。

　　记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是基金会私人出资支持的，可是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是由国家来牵头，比如说863计划，包括一些国家实验室，基本上都是由政府、科技部、教育部牵头。您觉得这种体制对中国科技有何影响？

　　丘成桐：问题是有没有人手来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只知道放一大笔钱在一个项目里面，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带领。

　　记者：您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是能力不够还是体制问题？

　　丘成桐：都有。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只有三个月可以在外面。所谓全职引进，都是假的。为什么要作假，有钱可捞就有人做。北京大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给的是全职引进的钱，一年有捞几百万，为什么不捞？

　　记者：那您现在在国内很多学校也做兼职教授，在北京、浙江，跟您本身抨击的这种现象不违背吗？

　　丘成桐：我在国内的所有机构从来一毛钱不拿，飞机票也是我自己出。这些人拿的都是国家的钱，不但拿薪水，还拿经费。同时拿经费去结交他们的朋友，往往是头等舱机票，五星级酒店这样的待遇。假如他要像我这样一毛钱不拿的话，他绝对不会干这个事。

　　著名大学引进一个学者，用这个名字可以到教育部拿一大笔钱。这种人不止一个，有很多。《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

　　记者：那您觉得这种引进方式对学术上有促进吗？

　　丘成桐：怎么可能有促进！这种做法是自欺欺人！学生带着，在北京大学挂了名，还得请别人替他教书，这是骗人。国内知名大学为什么要做这种违反基本方法的事情？因为学校可以拿到好处，引进某个名教授可以拿到很多经费，引进一个人，可以拿几千万的资金到学校来，何乐而不为？挂个名字，在学校的老师阵容里面又多了几个名教授，挂牌出去，排名也可以得到提升。学校拿了几千万，给你(指引进的教授，记者注)一两百万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他的钱，是国家的钱。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研究生。

　　哪有用国家的钱来做生意的？

　　记者：中国学生管导师叫教授，您怎么看？

　　丘成桐：美国学生也管导师叫教授，但是开玩笑，跟中国的含义不一样。

　　在中国，学生帮你写论文，学生替你打工，一年出几十篇文章。评先进的时候报上去也好看。中国现在的许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

　　记者：以前国内教育界有个说法，“教育产业化”，您怎么看？

　　丘成桐：中国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中国大兴高校办企业、办工厂，成功了没有？没有真正成功的，跟学校完全无关，只不过企业利用学校的资源在外面赚钱。

　　世界上找不出一个国家这样做的。国家投资这么多钱给教育部，是为了做产业还是为了培养人才？我的看法是，培养人才，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目标。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大学体制，能培养出好的人才吗？

　　丘成桐：中国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培养不了？！现在名教授不教本科。为什么？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差了很多。

　　我们哈佛大学的教授一定要跟本科生做接触，否则不能做教授。

　　北京大学不高兴听我讲“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的文章登在第一流的杂志上，比他们有些院士的文章水平还高”，他们觉得我偏激，可这是事实。美国出名的数学杂志里，中国这十年来能够登在上面的文章加起来也不超过二三十篇。可是我们本科生的文章常常刊登在这些杂志上。

　　记者：大学的理念里有“教学和科研并重”一说，但中国大学现在往往是重科研，轻教学。

　　丘成桐：教学是一个学校是否负责的问题，也是一个名教授是否自欺欺人的问题。所有美国名校教授都注意的一个事情是———既做科研又做教学。国内有名的教授不做教学，只做科研，但是科研比从前做得好吗？反而是比从前做得更糟糕！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从前还教本科生，那时候本科生还不错。这十年来，不教本科，北京大学本科生程度大降。那这些教授的科研有没有做得好一点？绝对没有，去查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就晓得了。

　　记者：有些国内人士讨论，认为发表的论文数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评选更具有可*作性。

　　丘成桐：这样的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第三流的文章。问题是第三流的文章是中国所需要的吗？这种文章，连美国排名第100的学校都不会认为它是可以证明一个教授的水平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假如中国是要这种水平的文章，中国就永远走在人家后面，跟着美国、南韩、欧洲的一些小国。

　　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

　　记者：在中国，从官员变为院士的现象很常见。

　　丘成桐：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我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一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

　　记者：那美国呢？

　　丘成桐：美国你想做也做不了。

　　记者：为什么？

　　丘成桐：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虽然有两三个不见得那么高水平，可是90%以上都是真有学问，中国，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有些学霸在很多的评奖委员会中做主席。他给你一个奖，说让你去选其他的人做院士。谁把持了经费，谁把持了评奖的能力，他就有这个影响力。

　　记者：那您认为怎么去打破这种局面？

　　丘成桐：在我看来，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一个群体，假定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结果60%都名不副实，这个团体存在有什么意义？

　　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记者：中国现在一些教授、院士的时间会用在搞项目、拉关系上，学校支持他们拿钱来评院士，同时也鼓动他们再拿院士的头衔拉项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丘成桐：教育部要评大学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院士，而不问学问做得有多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记者：在您看来理想的评审制度是什么样的？

　　丘成桐：公平。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找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来讨论，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结果。哈佛是这么做的，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记者：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而且您经常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为什么您会用这么直接、不中国的方式来讲话？

　　丘成桐：我批评过北大，过了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不改变，实在是让很多年轻人受了打击，受了苦。我亲眼看到很多青年学者受到他人打击，我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没有用，你让我怎么办？

　　记者：为什么揭穿皇帝没穿衣服现实的人往往是香港学者、海外学者？

　　丘成桐：这不是香港学者或海外教授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事实，大陆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从真正的科学成就来讲话，在数学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能不能找出真正有成就的学问？我找不出，所以中国的科技要进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美国科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里，讨论要在亚洲找海外院士，尤其要在中国找，花了五年工夫，只找到一个。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想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实在比不上人家，可是你坚持要说能比得上，那些实在没办法。

　　记者：前几年中国搞大学合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您怎么看？

　　丘成桐：只重量而不重质，无论合并大学也好，招收研究生数也好，产生的论文数量也好，绝对不是培植第一流学问、学者的方法。这种机制没有，中国学问永远做不出去。

      我和我老婆原来都是公务员，我在六年前辞职，然后我怂恿老婆在三年前辞职，时间过去不算短了，至今我们被问得最多的话还是:“你们现在后悔了吧？”而且，公务员考试越热，就被问得越多，有时候，看着那些迫切的眼神，都不好意思说不后悔。

　　我的真实想法是:再没有哪种体制比公务员体制更能固化人的精神，再没有哪种职业比公务员更让人感到乏味沉闷了，那一点点固定薪水换你的无限可能，对于短短的人生来说，是多么不划算的交易。这种话对他们说出来，显得多么的矫情。现在每年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费尽心机塞进机关，我都觉得很可惜。我想起不久以前，我和一位仍在机关的朋友见面后，他对一份资料感兴趣，我就让他留电子邮箱的地址，结果他把家里的门牌号码报了出来，虽然非常非常诧异，可我还是装得不露声色，一个曾经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可以脱离技术进步到这种境地，却仍然没有被淘汰的危机感，仍然可以完全胜任他的工作。这种人生，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悲剧，可对许多人来说，却是个天大的幸福:你看，只要成为公务员，就是块木头，一辈子也衣食无忧。

　　虽然每人有选择自由，可我还是不得不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务员过于热门，成为最值得追求的职业，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缺乏创造力、缺乏对精神自由的赞美、缺乏甚至是最基本的美感；而这个国家的人群往往也具有缺乏自信、害怕风险、不愿承担责任与不敢面对失败的寄生虫人格。两年前陪老婆追一部韩剧，里面有个父亲对儿子怒吼:“你敢去当公务员，我就打断你的腿！”韩剧里面的观念一般不会冒犯大众趣味，可是这个韩国老爹的愤怒，中国的父母们可能再过五十年也理解不了。

　　相对于许多职业来说，公务员还要求能说会写，我当年写总结就得想办法弄出一串排比句，难度其实也挺大，而现在那些只要是行业垄断、行政垄断里面的职位，哪怕是简单的机械重复，都能吸引大批的优秀人才竞争。据《中国青年报》7月14日报道，某高速公路公司在浙江湖州市招聘高速公路收费员，“要求并不高，只要高中毕业就可报名”，计划招聘147名收费员，引来了1600多人报名，而大学毕业生就有700多名。据说热度已经相当于公务员了。其中原因当然很简单，高速公路收费员、供电公司抄表员，他们虽然只是垄断行业的底层职员，可是高收入也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这种收入持续增长，一个月有十万，可能大学教授也会想当收费员。

　　当中国的大学生们都普遍向往行业垄断、行政垄断里的没有任何智力含量的工作职位时，反智主义就有了坚定的基础，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中国的垄断企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不需要竞争，只要下一个文件，搞一个禁区，收的钱就可以分了，不需要多少脑子，再聪明的人呆久了也会变笨。这和完全竞争情形下形成的企业优势还不同，微软够牛吧，比尔·盖茨说18个月不创新就会完蛋，在这种压力之下，可能微软没有人可以偷懒。

　　公务员的收入调得越高，行政性垄断搞得越厉害，就越会形成智力黑洞，吞噬我们原本就不多的人才，与这种危害相比，老百姓被盘剥的钱又只是小事。